2009年的一天，我在古徽州一个非常出名的古村落美轮美奂的祠堂角落，偶尔寻觅到一块石碑，碑上清晰地刻印着族中富商一人出资，历时四十多年修建祠堂的文字。然而，偌大的三进祠堂，无论是廊道两旁，还是享堂的两侧，所供奉的都是族中仕宦显贵之先祖，只是将真正的主角，放在后宫一般清冷之地。是他心甘情愿，还是另有隐忍？

士农工商，商人处于四民之末。古代中国一直是重农抑商的社会，加之儒家文化重义轻利的主流思想禁锢，使得商人难以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，即使富可敌国，仍然只是素封之家，与布衣同流。然而，三千多年来，江南小桥流水的雨巷里，秦岭大巴的高山中，大漠草原的荒野外乃至长河落日的孤烟下，总是留下奔走四海而不绝的商人足迹。贩运天下的商人，将一个分封建制的社会格局，通过财货链接在一起，为老熟而一成不变的中国乡村，增添了些许活力。

按照马克思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论断，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，构建的经济基础便是徽商。但近三十年的徽州行走，一直困扰着自己，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：新安商人为徽州留下了巨量的物质遗存，但为什么，徽州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文明？不仅如此，古代中国同样只有商业现象，而缺乏商业文明。

作为一个有着经济学背景的徽州文化爱好者，初入徽州时，便力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，为徽商正名，为中国古代商人正名。太史公司马迁，早在西汉时期，便在《史记》中，不吝笔墨，特意专辟《货殖篇》，为天下商者而讴歌。

平常的日子，我接触到很多商科的学子乃至企业家，他们虽然略知徽商大名，但谈到深处，几乎一无所知。我们的文献，只给大多数人，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徽州商人形象，或“富甲天下”，或“贾而好儒”，或“小气吝啬”，或“挥金如土”。

为什么徽州十三四岁的少年，会在异地创造出惊人的财富？为什么小本起家的徽人，会平地生风？为什么古代经济重镇，会留下重彩的徽文化印记？为什么富甲天下的徽商，会无私地回报故里？为什么慷慨解囊的徽商，会默默无声？为什么当代的徽州，只讴歌科举仕宦？甚至为什么，徽商云集的扬州，能诞生出扬州画派；九省通衢武汉汉口，徽人各半？....

继《不敢写徽州》《主笔点徽州》之后，徽文化系列丛书，将推出第三篇《以商筑徽州》，我在忠实于史实的基础上，给大家还原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徽商，希冀后人能够深度了解徽商的真实面。